白玉冬丨古突厥语独角兽考

古突厥语独角兽考

白玉冬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丝绸之路沿线诸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相互影响，始终是丝路研究的关注点之一。以华夏为核心的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构成了中国历史的主干线。同时，华夏周边诸族群之间的交流，虽然属于历史学边缘地带，但亦不可忽视。

维吾尔族散文体英雄史诗回鹘文《乌古斯可汗传说》，现藏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15世纪左右抄成于中亚七河地区［1］。该写本用草书体回鹊文写成，首尾部分残缺，大小为19厘米×13厘米，共二十一页，四十二面，每面九行，现存376行［2］。沙俄学者拉德洛夫（W.Radlov）在1890年刊出了前8面的影印本［3］，功不可没。本稿的创作，即基于拉德洛夫提供的图版。

《乌古斯可汗传说》重点讲述英雄乌古斯自小超凡脱俗，成人后为民除害，成家立业，率领部众征讨四方创建国家的历程。据前人研究，乌古斯所除掉的吞噬人类的凶恶野兽，在文中共出现9次（详见后文）。关于该9处恶兽之名，最早解读《乌古斯可汗传说》的拉德洛夫将该词均摹写作qï at，译作Einhorn（独角兽），但未给出注释说明［4］。之后，土耳其学者Rıza Nur在《乌古斯可汗传说》的法文译注中，提出拉德洛夫的解读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但从拉德洛夫意见读作qï at，译为bête fauve（野兽），并认为它是“一种动物或一个部落的名称，其成员拥有美丽的眼睛”［5］。法国学者伯希和（P.Pelliot）在关于回鹘文乌古斯汗传说的长篇注释文中，将第3面第4行（总第22行）首次出现的该词读作qa’at，指出Rıza Nur由于没有注意到拉德洛夫《突厥语方言词典》kaт条［6］，故误认为该词与部落名称有关，主张该词不是qïat，而是qaγat，qaγat代表的是qa’at，即qaat，是指独角兽或麒麟，并表示qat或qāt的由来不明［7］。德国的邦格（W.Bang）和热合买提（G.R.Rachmati）则把这9处恶兽之名转写作qïyand，并在括号内补加qat，以示二者相同，译作独角兽［8］。苏联学者谢尔巴克（A.M.Shqerbak）也转写作qïat，但加问号以示存疑，译作独角兽［9］。国内耿世民先生前后二次的转写均与谢尔巴克相同，早期译作独角兽，后期推定是麒麟，但加问号存疑［10］。

按《乌古斯可汗传说》在描述完乌古斯杀掉恶兽后，在第6面第3—4行（总第48—49行）后画有一独角兽（图一）［11］，并言这就是恶兽的样子。拉德洛夫以来的学者多把该恶兽译作独角兽或麒麟，自然基于抄本中画出的上述独角兽形象，这自无问题。不过，笔者近来审读《乌古斯可汗传说》和蒙古国新发现的地利山鲁尼文题记，发现前人多读做qïat的恶兽之名有必要予以更正，且该恶兽之名所蕴含的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方面的含义，有待加深讨论。故撰此稿，以求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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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一、《乌古斯可汗传说》的独角兽

自拉德洛夫解读以来，学术界公认在《乌古斯可汗传说》中，残害人类的恶兽名共出现9次。相关内容讲述的是青年乌古斯在森林中先后用鹿和熊做诱饵，猎杀凶恶的食人野兽，并射杀吃掉食人野兽内脏的兀鹰之过程。以下先列出9处文字的图片及其所在信息。图片取自拉德洛夫刊出的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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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按前述1—9的顺序，列举出关键部分的译文，再做讨论。为行文方便起见，食人野兽之名暂不给出译文，按最接近图片的换写和转写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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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给出的例子中，食人野兽的写法不尽一致。而且，自拉德洛夫首次解读以来，学者们的释读亦不一致。依笔者读法，第1、7处确切可以读作qat，均在x左侧加有二点。在明初火源洁编《华夷译语》之《高昌馆译书》和《高昌馆杂字》的《鸟兽门》中，回鹘文qat汉译作麒麟，注音“哈”，写作ẍ’d［12］。此处第1处和第7处的写法正与此相同。第3、4、6、8、9的首字母，参考同面第1行（总第28行）的qïlïč（刀）和qalqan（盾）的词头q的写法而言，不应是前人多复原的后舌音的q，而是写成了前舌音的k。第2处的qïat写得清晰可见。第5处的d/p/k’ẍ>taq（?）存在多种可能。不过，不论读作哪一种，均与文义不合。按文义，此第5处复原作qat或kiat较为贴合。需要说明的是，关于第4处，前人释读的kim与其写法不合，兹不取。ki at连读起来的话，第二个元音-i-会被紧随其后的-a-覆盖掉。即，qat/kiat虽然同时存在于同一时期，但kiat的语音恐怕更古老一些。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乌古斯可汗传说》的抄写者倾向于把食人野兽独角兽认定为ki at（3次），qat（2次），kat（2次），qï at（1次）。此外，文字不明一处（第5处）。依据《高昌馆译书》和《高昌馆杂字》的qat条，该食人兽似乎是麒麟。不过，中原文化中的麒麟虽然带有独角，但头部形状是鹿头，与《乌古斯可汗传说》的独角兽画像不合。而且，麒麟是传说中的神兽瑞兽，代表集道德美和形象美之大成，蕴含着自强不息、吉祥和谐的内涵，因而能够超凡入圣，演变为上至君主、下至平民的精神寄托。这也与《乌古斯可汗传说》所描述的凶猛残暴的食人兽形象大相径庭。《华夷译语》作者把qat理解成麒麟，恐怕是明初人根据自身文化习惯做出的恰当的解释。尤其是，回鹘文文献中以kelän拼写汉语借入词“麒麟”［13］。如德国第二次吐鲁番探险队获自雅儿湖的TlIY36回鹘文占卜文书以半楷书体—半草书体回鹘文写成，译自汉文，年代约10—14世纪。在其第13号文书（第52卦）中出现kälän käyik müyüzi täg atïng küüng kötlürgäi（你的名字和荣耀将像麒麟的角一样被高举）［14］。可见，在以吐鲁番盆地为核心的高昌回鹘（畏兀尔、维吾尔）地区，汉语语境下的kälän（麒麟）与回鹘—维吾尔语境下的qat寓意不同，回鹘人心目中的qat之含义恐怕有别于汉文化中的麒麟。

反言之，ki at的写法出现3次，这表明该抄写者认知中的独角兽kiat与qat属于同一物体。我们知道，古汉语词“气”在被借入回鹘语中后音写作ki。依此而言，此处词义不明的独角兽之名ki at有可能是汉语借入词ki（气）与回鹘—维吾尔语at（马）的组合，即“气马”。《乌古斯可汗传说》中画出的独角兽形象，虽然有些近似牛身，但与马之间亦存在相似之处。值得一提的是，在《乌古斯可汗传说》中出现不少蒙古语借词［15］。如伏尔加河的河并非古突厥语ögüz，而是蒙古语mürän，大臣并非古突厥语词，而是蒙古语tüšimäl，时间不是古突厥语öd，而是蒙古语čaq，甚至出现蒙古语词nükär（伙伴、伴当）。考虑到此种文化背景，上面介绍的kiat也存在是蒙古语hei mori（气马，实际上是幸运之马、运气之马）的仿造词的可能。

二、漠北地利山鲁尼文题记之qï at

2023年7月28日—8月6日，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组织“胡汉语碑刻考察团”前往蒙古国境内考察。在蒙古科学院原历史所所长敖其尔（A.Ochir）教授大力帮助下，历尽艰辛，有幸于8月3日15:00—20:00、8月4日8:30—15:30对漠北地利山题记进行了实地考察和现场识读。

地利山东西横亘于戈壁北缘，东西约40千米，南北约10千米，海拔1200—1300米，山丘高出地表约50—100米，北距乌兰巴托直线距离约380千米。地利山山表是黑褐色页岩，多呈片状，远看宛如马鬃之状，故被称为地利（dil，蒙古语鬃毛、马鬃之义）山。地利山石刻题记，文字涵盖鲁尼文、汉文、蒙古文、藏文，语言涉及古突厥语、汉语、蒙古语、藏语。笔者对地利山多文种题记进行释读［16］，发现其中一条鲁尼文题记有助于加深对前面介绍的《乌古斯可汗传说》记录的独角兽之名ki at/qat/kat/qï at的理解。

地利山题记中，题记E以鲁尼文镌刻，共5行（图二）。鉴于文字乱码问题，笔者不给出鲁尼文录文，换写（transliteration）按中文习惯自左向右行文（鲁尼文通常自右向左行文）。以下本文引用的鲁尼文史料中，（）内为根据残余笔画的推定复原字母，///表示无法识别的字母，换写的大写字母表示后元音字母，小写字母表示前元音字母或前后舌双舌音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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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地利山鲁尼文题记E

换写：

1. TNT(R?)

2. TNši ši ylDQ: QiTQ: QWQ 　　　

3. QWzič: irkn: BWLmDm z: BQakltmz

4. RT: szGT: TiG uQ š RGčR: b n: RWR(Tm) 　　　

5. QWQRmssdŋ 

转写：

1. tïn /// 　　　

2. tïn ašï ašï yäl adaq: qï atqa: qoq

3. quzïčï: irkin: bolmadïmïz: abqa kältimiz 　　　 

4. ar at: sizig at atïγ quš arïγ čor: bän arur(tum) 　　　

5. qoqurmïš äšiding

对译：1.呼吸……2.呼吸食物第三人称词缀、食物第三人称词缀，风腿气马名词与格词缀 散发气味第二人称命令形裸格3.牧羊人（？）俟斤 成为否定过去 + 第一人称复数词缀狩猎名词与格词缀来动词过去式 + 第一人称复数词缀4.棕红色马 疑问名称 马名词宾格词缀 Quš Arïγ 啜人名 我欺骗使役动词过去式 + 第一人称词缀5.散发香气形动词表示完了，你要听到！ 

译文：

1.活生生……

2.活生生的食物、食物，你要对风腿气马散发气味！3.我们没有成为牧羊人（？）俟斤，我们来狩猎了。4.来狩猎棕红色的马，可疑名称的马。我Quš Arïγ 啜令人诱骗了（它）。5. 散发气味的（活生生的食物），你们要听到！

关于上述题记，蒙古国立大学巴图图鲁嘎（Ts.Battulga）教授进行了释读［17］。笔者解读意见与其差异较大，兹不赘述，详见拙文《漠北地利山多语种石刻题记释读》。以下仅就重点词汇稍作解释，以为佐证。

2行TNši>tïn ašï（活生生的食物）：巴图图鲁嘎视作独立的一行，读作T(W?)(l?)di>to äldi(ildi)，译作“起灰尘了”。

2行DQ>adaq（腿脚）：其中的第一字D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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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见于突厥与回鹘的碑文和叶尼塞碑铭中。不过，叶尼塞碑铭中存在与此接近的D，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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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图图鲁嘎读作T。

2行QiTQ>qï atqa（对气马）：在回鹘语写本文献中，汉字“气”的回鹘语音译是ki。古突厥语音i与ï的区别在于前鄂音与后鄂音之分。从古突厥语的千有bing和bïng二种语音可以看出，i与ï并非总是严格区分。如此，qï at（气马）和紧前面的ylDQ>yäl adaq（风腿）正相贴合，合起来是“带有风腿的气马”之义。此qï at（气马）与蒙古语直译是气马之义的hei mori（多译作风马，又有运气之义）异曲同工。笔者以为，与叶尼塞碑铭中的säkiz adaqlïγ barïm（八条腿的财产）寓意一种带有魔力、灵性的特殊的家畜，尤其是马匹相同［18］，此处带有修饰词yäl adaq（风腿）的qï at（气马）是指萨满教信仰中的神圣的马匹。值得一提的是，此处名词与格词缀qa/kä的末尾字母a被省略了。此种省略词末元音的现象，虽然在突厥和回鹘的碑文中不常见，但存在于叶尼塞碑铭中。顺告知，巴图图鲁嘎换写与笔者相同，转写作aqï atqa，译作“对走马”。

4行szG>sizig（疑问、异议、好奇）：巴图图鲁嘎换写作bzG，转写作bazïγ。不过，第一字并非b，而是见于叶尼塞碑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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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ŋ或s。

4行：uQš>quš（鸟，此处为人名要素）：第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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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图图鲁嘎未释读。该字不见于突厥和回鹘的碑文与叶尼塞碑铭中。不过，和田出土鲁尼文木牍文书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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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笔者根据前后文义，此前提议该字应读作uq［19］。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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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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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近，若读作uq/qu，与之后的š构成quš（鸟），正相吻合。

据鲁尼文在蒙古高原的行用时代而言，包括上面介绍的题记E在内，地利山鲁尼文题记的年代当属于后突厥汗国与回鹘汗国时期。不过，地利山的鲁尼文题记中出现一些不见于突厥和回鹘碑文的文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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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名词词缀的元音存在省略现象。这些现象多见于叶尼塞碑铭中。若考虑到地利山位于连接漠南漠北的交通线上的位置，不排除这些题记是由习惯使用叶尼塞碑铭字体的人群所遗留的可能。

综上，地利山题记E中的yäl基本词义是风，另有恶魔的吼叫、灵魂等扩张词义［20］。就之后的qï at（气马）而言，此处yäl取其基本词义“风”较为稳妥。受资料所限，笔者尚未找到其他yäl adaq（风腿）与qï at（气马）并列的表达方式。不过，如前文介绍，回鹘文《乌古斯可汗传说》的抄本中存在ki at/qat/kat/qï at一词，该词代表的是某种凶恶的食人兽独角兽。古突厥语ï是后舌音元音，当qï与之后的at连读时，前者ï被后者a抵消掉，故早期的qï at在后期变成了qat。此种看法虽然于理可通，但并不能完美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其他独角兽的写法ki at/kat。或许，在抄写《乌古斯可汗传说》的15世纪左右，抄本作者已经不知道自古以来的qï at之词义，故而以相同含义的蒙古语hei mori的仿造词重新进行了建构。

三、古突厥语qï at（气马）的本义

qï at一词，尚未在古突厥鲁尼文碑文中获得发现。依据鲁尼文的使用年代和操古突厥语族群的宗教信仰的历史而言，上引地利山题记中的qï at（气马）恐怕与萨满教信仰中的马匹有关。

无独有偶，蒙古语“气马”（hei mori），是指蒙古族民间盛兴的立杆飞扬或张贴室内，拓印在白布和纸上的骏马图。蒙古语中，hei即气体，mori即马。Hei mori的真正含义却比其表面图案深远，是人们对人生命运吉祥开泰的寄托，也就是“运气”或“命运”的象征物，真正寓意是“幸运之马”或“命运之马”。不过，据呼伦贝尔学院乌日图教授赐教，蒙古萨满教习俗中的hei mori/hei at（气马）却是一种掠杀生灵的邪恶之马的形象。如是，hei mori（气马）的此第二种形象正与笔者推定的古突厥语ki at/qat/kat/qï at>（气马）遥相呼应。前面介绍的漠北地利山鲁尼文题记E中出现的狩猎对象qï at（气马）大概率属于此类“气马”。

蒙古先民曾长期与操用古突厥语的部落集团相互依存于蒙古高原及其周边地区，二者之间在语言文化上多有交流。突厥回鹘汗国时期，蒙古的先民室韦部落集团主要居住在蒙古高原东部额尔古纳河—大兴安岭一带，曾长期委身于突厥回鹘。相比室韦部落的居地，突厥回鹘所占据的蒙古高原的开阔地带，自古以来就是北方游牧国家的政治核心地区与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更容易接触外部世界。这些地理上的优势，促使隋唐时期突厥回鹘的文明程度超过其东方近邻。吾辈故知，在突厥之前，蒙古系的柔然汗国创建了以可汗为首的游牧政权职官体系，开创了中国北方民族文字文化之先例［21］，对突厥铁勒集团社会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不过，仅就隋唐时期而言，突厥回鹘对蒙古系部落的文化影响要大于蒙古系部落对他们的影响。

众所周知，佛教在东突厥汗国时期曾短暂获得信仰［22］。拜火教，亦在突厥国内获得某种程度的信仰［23］。不过，包括汉籍与后突厥汗国碑文在内的文献史料反映，突厥人更是崇尚以泛灵论为根基的萨满教［24］，突厥皇族阿史那氏的族长首先是萨满兼冶炼师［25］。广受突厥语民族崇拜的圣地于都斤（ötükän），与蒙古的萨满教地神（女神）ätügän、itügän、etügän、ötügen密切相关［26］。如在海西西（W.Heissig）整理的传世蒙古萨满教颂歌中频繁出现etügen eke（大地母亲）［27］。在仁钦（B.Rinčen）整理的蒙古萨满教神歌所收托特文祭祀大地神歌中，出现el ätügen与el ätügen eke（el ätügen母亲）［28］。其中，el ätügen显然借自古突厥语il/el ötükän（于都斤国）［29］。在同书收集的库苏古尔省的萨满教颂词Xan Tömörlengíndudalγa（Tömörleng汗的召唤词）中，出现γuyγur、bár、jakši、jók等古突厥语词汇［30］。γuyγur即uyγur（回鹘），bár即bar-（有、在），jakši即yaxšı（好），jók即yoq（没有）。匈牙利学者T.法谢曾以上述《Tömörleng汗的召唤词》为例，对蒙古萨满教诗歌与南西伯利亚突厥语之间的联系进行过介绍［31］。总之，蒙古萨满文化与突厥语系部落的萨满文化之间存在交集。

以往，学者们多把蒙古语词汇hei mori译作汉语的“风马”。然蒙古语hei即汉语“气”之借用词，蒙古语“风”另有专用词salhi［32］。译作“风马”的学者，恐怕是因为表示气马图案的蒙古语词“隆当”来自藏语名称“龙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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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lung rta，风马之义）使然。不过，既然现在已经了解到，在突厥回鹘汗国时期北方草原民族就曾存在“气马”崇拜，且蒙古的萨满文化与突厥语族部落的萨满文化之间存在交集，那我们再无必要把蒙古语的hei mori译作“风马”。至于在蒙古族民间盛行的“气马”图案及其画面上的藏文，显然是在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之后，对蒙古萨满教故俗“气马”进行改良后的结果。

综上，鉴于蒙古语hei mori（气马、幸运之马）源自古老的萨满教信仰，笔者以为《乌古斯可汗传说》中的独角兽之名ki at/qat/kat/qï at和地利山题记中的古突厥语qï at（气马），同样是萨满教信仰的神物之一。

四、余论

关于古突厥语独角兽的语音语义，笔者得出的结论如下。在突厥汗国和回鹘汗国时期写作qï at（气马），在高昌回鹘—畏兀尔—维吾尔时期写作ki at/qat/kat/qï at。即，随着年代的下降，该词语音有所变化。ki at/qat/kat/qï at并非汉语语境下的麒麟之义，而是萨满教信仰文化中的神圣马匹“气马”，与蒙古语hei mori（气马）最初的寓意相同。

顺提一下，多种文献史料介绍，元太祖成吉思汗于公元1219年开始御驾西征，在将进征印度之时遇一神兽角端或独角兽，故而退兵［33］。笔者以为，该角端或独角兽，恐怕就是《乌古斯可汗传说》中描述的食人的独角兽ki at/qat/kat/qï at。关于ki at/qat/kat/qï at（气马）与中国本土的麒麟和蒙古高原的独角兽/麒麟之间的关系，以及与欧亚大陆中西部的独角兽之间的关系，笔者拟另文撰稿，兹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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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介绍，参见Pelliot, P., Sur la légende d'UΓuz-khan en écriture ouigoure, T'oung Pao, Vol. 27, No. 4/5, 1930, pp. 357-358；耿世民《乌古斯可汗的传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12页。

［2］相关介绍参见Pelliot, P., Sur la légende d'UΓuz-khan en écriture ouigoure, p. 247；耿世民《乌古斯可汗的传说》，第3页。

［3］Radlov, W., Kudatku Bilik, Facsimile der uigur. Handschrifl der K. k. Iofbibliothek in Vien, SPétersbourg, 1890, pp. 191-192.

［4］Radlov, W., Das Kudatku bilik des Jusuf Chass-IIadschib aus Balasagun, part1, St. Petersburg, 1891, pp. x, 232-233.

［5］转引自Pelliot, P., Sur la légende d'UΓuz-khan en écriture ouigoure, pp. 248, 265-266.

［6］拉德洛夫认为qiat显然与《华夷译语》之《高昌译语》中的回鹘语qat相同，是麒麟的回鹘语名称，即独角兽。参见Radloff, W., Versuch eines Wörterbuches der Türk-Dialecte, St. Petersburg, 1893-1911, band. 2, pp. 273- 274 kaт.

［7］Pelliot, P., Sur la légende d'UΓuz-khan en écriture ouigoure, pp. 248, 266-267.

［8］Bang. W., Rachmati, G. R., Die Legende von Oghuz Qaghan, SPAW, vol. 25, Berlin, 1932, pp. 696-688.

［9］Шкербак, А. М., Огуз-наме, Москва, 1959, pp. 24-27.

［10］耿世民《乌古斯可汗的传说》，第15～17、30～31页；耿世民《古代维吾尔文献教程》，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57～58、71页qïat。

［11］Radlov, W., Kudatku Bilik, Facsimile der uigur. Handschrifl der K. k. Iofbibliothek in Vien, p. 192；耿世民《古代维吾尔文献教程》，第54页。

［12］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华夷译语》，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379、429页。《国学大师》网刊出的《高昌馆译书》与《高昌馆杂字》同。另见柏林国立图书馆藏《高昌馆译书》，第30页。

［13］Wilkens, J., Handwörterbuch des Altuigurischen, Altuigurisch-DeutschTürkish,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Göttingen (Hrsg.), 2021, pp. 362- 363.

［14］主要参见Bang, W., Gabain, A. V., Turkische Turfan-Texte, I, SPAW, 15, 1929, p. 8; Rahmeti Arat, R., Eski Türk Şiiri, Ankara, 1991, p. 286.

［15］主要参见耿世民《乌古斯可汗的传说》，第11页。

［16］白玉冬《漠北地利山多语种石刻题记释读》，待刊稿。

［17］Battulga, Ts., Mongolin runi bichgin dursgalin shine sudalgaa Ⅲ, Ulaanbaatar, 2022, pp. 77-79.

［18］相关讨论，主要参见〔日〕护雅夫《イェニセイ銘文に见える“säkiz adaqlїγ barїm”について》，《日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纪要》第32期，1986年，收入氏著《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第2卷，山川出版社，1992 年，第458～465页。

［19］白玉冬、杨富学《新疆和田出土突厥卢尼文木牍初探：突厥语部族联手于阗对抗喀剌汗朝的新证据》，《西域研究》2016年第4期，第41页。

［20］Clauson, G.,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72, p. 916.

［21］关于柔然人是否使用过文字的问题，蒙古境内发现的东突厥汗国时期的婆罗米文慧斯陶鲁盖碑文有助于问题的解决。相关介绍和研究，主要参见Maue, D., Signs and Sounds, Journal Asiatique, vol. 306, no. 2, 2018, pp. 291-301; Vovin, A.,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Khüis Tolgoi Inscription, Journal Asiatique, vol. 306, no. 2, 2018, pp. 303-331；白玉冬《东突厥汗

国的拓拔鲜卑语佛教集团——婆罗米文慧苏图鲁盖碑文研究》，黄维忠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16辑），中国藏学出版社，2021年， 第31～49页。

［22］参见杨富学、高人雄《突厥佛教盛衰考》，《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3 年23卷第2期，第17～22页。

［23］参见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第131～136页；王小甫《拜火教与突厥兴衰——以古代突厥斗战神研究为中心》，《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24～40页。

［24］参见〔日〕护雅夫《古代游牧帝国》，东京：中央公论社，1976年，第224页；〔日〕护雅夫《突厥の信仰—シャマニズムについて—》，《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第2卷，东京：山川出版社，1992年，第233～255页。

［25］参见〔日〕护雅夫《遊牧国家における「王権神授」という考え—突厥の場合—》，《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第2卷，第259～263页。

［26］相关讨论，主要参见〔法〕伯希和（P.Pelliot）著，冯承钧译《古突厥之“于都斤”山》，《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五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20～126页（原载T’oungPao（《通报》），vol.26，1929）；〔苏〕符拉基米尔佐夫（Б.Я.Владимирцов）《关于古突厥于都斤山》，《苏联科学院报告集》乙编，1929年第7期，第135页。此处转引自〔苏〕波塔波夫（Л.П.Потапов）著，蔡鸿生译《古突厥于都斤山新证》，《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第235～236页（原载Совет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苏联东方学》）1957年第1期）；白寿彝《中国通史》第8卷（电子图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13页；白玉冬《突厥“于都斤”崇拜渊源蠡测》，《清华元史》（第6辑），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3～18页。

［27］Heissig, W., Mongolische volksreligiöse und folkloristische Texte: Aus europäischen Bibliotheken mit einer Einleitung und Glossar, Wiesbaden: Steiner, 1966所收第6曲祭火歌第74～76页第5、13、57行，第8曲祭天歌第82页第11行，第16曲祭火歌第109、110、112页第12、44、89行。另，第107～108页有ätügendelekeiece（自于都斤世界），第109页有boroätügeneke（灰色的大地母亲）。

［28］Rintchen, B., Textes Chamanistes Mongols (Asiatische Forschungen: Monographienreihe zur Geschichte, Kultur und Sprache der Völker Ost-und Zentralasiens Bd. 40), Wiesbaden: O. Harrassowitz, 1975, pp. 24, 32.

［29］相关文献介绍，主要参见〔日〕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から見た安史の乱》，原载《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第17辑），2002年，收入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年，第23页；白玉冬《回鹘语文献中的IlÖtükänQutï》，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22卷，2016年，第444、445页。

［30］Rintchen, B., Textes Chamanistes Mongols, pp. 82-83.

［31］〔匈〕T.法谢著，张梦玲译《论蒙古萨满诗与南西伯利亚突厥语的联系》，《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9年第2期，第37～39页。

［32］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院蒙古语文研究所《蒙汉词典（增订本）》，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97、871页。

［33］相关归纳介绍，参见王平《对“角端”与成吉思汗西征退兵的探讨》，《黑龙江史志》2015年第5期，第39、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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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原文引自白玉冬：《古突厥语独角兽考》，罗丰主编：《丝绸之路考古》第8辑，科学出版社，2023年11月，页118~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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